北宋是怎么灭亡的,这是一切发生的起点。北宋虽然也时刻面临着来自北方辽国的威胁,但是还不至于对帝国的统治造成根本打击。公元1125年,金国灭掉了辽国,开始了征服大宋的战争。他们一路南下,终于在1127年把大宋的两位皇帝,徽宗和钦宗,跟一大批皇室成员劫掠到北方。
这个事件就是有名的“靖康之耻”,北宋王朝从此灭亡。在这场巨变中,宋钦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幸运地逃了出来,他在南京登基称帝,继承了大宋政权,开启了南宋王朝。
你看,南宋王朝一开始就是在屈辱中诞生的。建立之后,军事上也节节败退。高宗刚刚建立的小朝廷在战火中四处逃亡,最危险的时候,甚至只能逃到海上避难。南宋朝廷建立不久,高宗皇帝就不顾身边大臣的反对,开始一次次派遣使臣向金国求和,把父母的奇耻大辱完全抛到脑后了。
在1129年的求和文书中,他甚至非常谦卑地写到: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想要防御,却缺乏人力,想要逃跑,却又无处可藏,所以,只能乞求达成和解。高宗这样说,可以说是完全不顾廉耻了。
在这场巨变面前,一些士大夫也表现得非常卑劣可耻。这些人原本标榜忠诚和节操,结果在金兵逼近北宋都城开封的时候,他们居然主动投降,甚至逼皇帝出城,让皇帝成了俘虏。
皇帝昏庸懦弱,同僚毫无节操,这都让那些希望重振国家的士大夫受到了巨大冲击,他们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国家的强大不能只靠军事力量,拯救社会的唯一的出路是道德重建。所以,那些有责任感的士大夫,就开始认同北宋时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反对改革和变法。他们认为,北宋灭亡的原因正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制度变革。
宋神宗时,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希望通过制度改革增强国家力量,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就激烈地反对他。神宗去世以后,哲宗即位,司马光重新执政,废除了新法。因为哲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元祐,保守派就被称为元祐党人。
我们可以说,在那之后宋代的历史,几乎就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也就是元祐党人,轮流主政的历史。
1093年至1125年,北宋覆灭前夕,元祐党人失势,改革派重新执掌朝政。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改革派,已经彻底失去了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主义色彩,对制度改革毫不用心,道德上也无所顾忌,只关心党派斗争,关心怎么打压对手。
特别是徽宗时期,蔡京专权,他借机极力打击保守派力量,把元祐、元符时期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一共309人都定为奸党,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昭告天下,想让元祐党人永远不能洗脱罪名,他们的子孙也永远不能在京城做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祐党籍碑”。
所以,南宋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是改革派执政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命运。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上,那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不敢出声,而保守派大多侃侃而谈,批评变法。他们先是批评蔡京,后来,高宗皇帝直接越过蔡京,把矛头指向王安石,说大家只知道蔡京的罪行,实不知国家的危机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已经开启了。
有保守派官员甚至说,王安石的学术不灭,国家就永远不会复兴。朝廷首先把王安石的牌位从神宗的宗庙里请了出去,这就意味着不再承认他曾经享有的地位。接着又撤销了曾经封给他的爵位,并且把任命状从历史记录中删除,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从此以后,所有士大夫都对“变法改革”这个词避之唯恐不及,任何涉及改革的建议都成了离经叛道的言论。虽然南宋周围有很多强敌,急需做出一些积极有为的改变,但是,改革的大门还是彻底关闭了。保守主义者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真诚地认为,制度上的变革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国家最需要的还是道德重建。
这符合传统儒家的看法,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得有道德的时候,国家自然就会强盛起来。为了重建道德,保守派士大夫想到的道路就是重新回到北宋的道学传统,回到人的内心去建立有道德的人格。
士大夫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王安石变法为代表的改革,所以南宋初期就开始不断试图清除掉王安石变法的影响,所有人都不敢再提出改革的建议,改革的大门彻底关闭了;另一个原因是道德堕落,所以士大夫开始强调道德建设对于国家复兴的意义,开启了重回道学的大门。一道门关上,另一道门开启,这就是转向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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