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典出于大乘佛经，大约基于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和轮回生死的因果观念。放生活动在很多地方盛行，国内如此，国外亦然。放生者，有人诚心向善，有人则是为救赎自身罪业。关于放生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已经纠结了有一段时日，它像一只生了无数条长着细碎茸毛腿脚的小虫，每天例行公事一样在我的大脑皮层爬来爬去。我有放生的打算，我相信我的内心是向善的。我打算放生的时候，内心里也确实柔软的刻着“善意”两个字。但我觉得，我的放生的念头里混淆着对罪业的不安。
我打算放生的是四条鱼，确切的说是四条一寸多长的小杂鱼。我分不出它们属于哪个鱼种，所以索性就称它们为杂鱼，就好像人们把城市街头巷尾奔走的叫不出品种的流浪狗统称为杂种狗一样。它们至今仍然游弋在我办公室里的一只直径不超过半尺的粉红色垃圾桶里。是的，是垃圾桶。在它们到来之前，那只桶曾装过腐败的果皮、用坏的圆珠笔、快递的包装袋和粉碎了的办公文件。如今，它成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庇护所，那庇护所是我为它们腾挪出来的，我为此不得不重新购置一个新的垃圾桶。有那么一瞬间，竟然想起了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悲怆豪情，风马牛不相及。更多时候，对于那个由我缔造的庇护所，用囚笼来形容似乎更为贴切。
那确实是一个囚笼。比起如今勉强转得过身子的逼仄空间，那些鱼原本生活的水域简直广袤如海，它们在原本广袤水域里的生活充满新奇和自由。我曾不止一次在不同情境中听到关于一条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的说法，或者更长一些。如此短暂的记忆，即便于朝生暮死的蜉蝣，也实在短得可怜，更何况是一条生命长达数年甚至更久远的鱼。记得祖母在世的最后两年，她的记忆力在某一天突然就一落千丈。有时候甚至从厨房走到卧室不过十秒钟的时候，原本嘴里还一直念叨着要做的事情，突然或者一点一点就忘记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内心里便生出无限的悲凉。这悲凉继而像喝下肚里的汽水向上翻涌着二氧化碳，从口腔从鼻孔喷涌而出，一声叹息打湿眼眶。我相信这种关于鱼的记忆短暂的说法是不科学的，是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也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一种臆想出来的结论。但凡有过钓鱼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一条鱼的记忆力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强大，它甚至不输于一条狗，乃至一个人。所以，那四条活在我为它们营造的庇护所里的鱼，它们在那个只需要一个转身就能遇见全世界的世界里，每一天应是都活得煎熬。这大约便是它们更多的时间里都静静沉在水底的缘故，没有表情，没有动作。它们和监狱里不得被探视的犯人没有多少区别。
那四条鱼被囚禁在垃圾桶里已经有大半年时间了。起初并不只有四条，而是九条。它们的被捕没有预谋，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完全是个意外。那是一个天气晴好的周末，七月偏下旬。外出钓鱼的主意似乎是我提出来的，我记不很清楚，因为时间有些久远了。我喜欢钓鱼，也常撺掇我的同事跟我一起去钓鱼。虽然我几乎每次都空手而回，但我享受钓鱼的过程，也乐于见到一无所获的结果。没钓到鱼，也就不会有鱼因我而死。我常这样慰藉自己。那天也不例外，却也是个例外。曝晒了一整天，我和同事几个人都没有收获。倒是一个同事丢在水里的鱼笼捕到了那几条小杂鱼。它们还是鱼宝宝吧？或者它们本就长不大？它们是那样的小，它们的肉几乎比苍蝇腿多不了许多。我们全然没有吃掉它们的想法，但不知为何，回的时候竟将它们随手丢进了原本准备盛装大鱼的水桶里，带回了单位。
我觉得应该将它们放了，在我从同事的车上将装着几条小杂鱼的水桶搬下车子的时候，放生的念头就好像大雾后林下的蘑菇在脑子里冒了出来。松花江就在距离我单位不出两公里外的地方安静的流淌，她就横在我每天坐公交车回家的途中。我完全可以拎着水桶在乘车回家的途中将它们放生，即便是站在途经的二十余米高的桥上将它们抛下，它们便有了活路，有了自由。那不过是我举手之劳的事情。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的那些依江近江而居的同事，同样没有那样做。我们都太累了，我们在水边各自举着鱼竿坐等了一整天。我们在内心里其实是希望钓到大鱼的，而这种满怀希望的等待最伤神。彼时，我们都想尽快回到各自的家里休息，即便是举手之劳的片刻都不想耽搁。
有同事说，单位卫生间的下水管道是连通城市的排污管线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我将鱼丢进卫生间的洗手池，让鱼顺着下水管进入城市排污系统，再沿着排污管线一路游向自由。排污管道，漆黑见不到一丝光亮，辨不清南北东西。发酵的烂菜叶，新鲜的甚至还冒着热气的人类粪便，冒着泡的肥皂水面漂着一层油花，或者还有一只携带脚气真菌的袜子和几片用过的卫生巾……几条鱼要穿越那样的地域游向干净的河流。那情境仅仅是在脑海里想一想，都觉得胃里翻江倒海。而即便是找对了方向，即便是那些鱼可以在那样令人作呕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又有谁会知道，那个最终通向河流的排污口究竟在多远之外？至少不会低于江河与我单位之间的两公里的距离。在那样的环境下，若是换做我，怕是一秒钟也忍受不来。而那些鱼却要经历一个漫长到令人绝望的过程。那远比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主人公安迪越狱爬行的五百码下水管道要漫长。
我不接同事的话，同事也没再坚持。大约我们都意识到了，那不是放生，而是放大了杀生的痛苦。我将自己的垃圾桶清空洗净，同事帮忙将水桶里的鱼连同水一并倒入垃圾桶中。第二天下班，顺路将它们放生，我想。然而，一连几个工作日都在忙工作，从早到晚，累得头昏脑涨，竟然忘记了垃圾桶里还囚着几条鱼。偶尔想起来，多半也是以劳累为借口，想着终有一日得了空闲，一定将它们放生。
于是日复一日，总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打破了一再拟定好的放生计划。
那些鱼被囚禁的第十三天，死了一条。确切的说是那天发现了有一条鱼死了，眼睛瞪得老大却蒙了层死灰，翻着胀大足有一倍的白肚皮，隐隐散着腐臭。我用一副一次性筷子将死掉的鱼夹出，就好像平时在饭桌上夹菜一样，只是没用将鱼送进嘴里，也不可能将那腐臭的东西放进嘴里，而是将它丢进了垃圾桶。我丢掉鱼的尸体的时候，内心里是在自责的。若是早将它们放生，那条鱼大约也不至于死而无葬身地。不曾想，我在自责中又迎来的隔日的第二条和第三条鱼的死讯。同样是瞪得老大却蒙了一层死灰的眼睛，翻着胀大足有一倍的白肚皮，隐隐散着腐臭。而散着腐臭的不仅仅是死了的鱼，还有那囚牢里的水。那水尽管只有大约三寸深，却已经浑浊见不到底，甚至连余下的几条鱼是生是死也分辨不清。水面上漂着一层细碎的白沫，独立或者连成一片。这让我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的那首名叫《死水》的诗。绝望的死水，珍珠似的白沫，偷酒的花蚊咬破腐臭的水泡。我没有见到花蚊咬破水泡，却真真见到了一只扑向水面的蚊子被白沫包裹着。我忽然意识到，那些鱼大约是缺氧了，或者也因为过度饥饿。自从十几天前将它们囚禁，一直都未给它们换过水，也未给它们投放过食物。对于这种丧心病狂的虐待，我的内心是极度不安的，虽然错并不只在于我。
我给剩下的六条鱼换了干净的水。还好，它们都还活着。它们看起来比当初瘦了许多，瘦得几乎脱了相，两只大眼睛显得格外突兀。我去几百米外的一家渔具店买了些鱼食，我相信那些鱼是喜欢吃的。我在内心里对它们觉得亏欠，我希望通过那些鱼食，多少给它们一些补偿。我给它们喂食的时候，忽然拍了一下脑袋。既然我有时间和精力去几百米之外的渔具店买鱼食，为何就不能再多走几百米，将鱼放归江河？
两天喂一次鱼食，一周换一次水。期间又有两条鱼相继死去。我仍然坚定着放生的念头，却也仍然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无限期的推迟着放生的日期。这一推再推，便推迟到了冬季。后来又去了鲁迅文学院接受了一个多月时间的培训。再回单位的时候，已经接近年关。临去北京前，我曾再三嘱咐同事记得给鱼喂食。还好，同事记住了。但我忘了提醒同事每周换一次水，同事中途给换过一次，之后便把换水的事情给忘了。我回的时候，水已经泛出腥臭，微浊，可以清楚的看到水下覆了一层纤细条状或颗粒状的物质。我知道那些是鱼的排泄物。大抵动物的排泄物都是如此，条状或者块状，又或者一坨一堆。我年幼时，家里养过猪。逼仄的猪圈，吃饱喝足的猪眯着眼躺倒在自己的粪便旁边，经过雨水浸泡的粪便的汤汤水水浸泡着猪的毛发和表皮。我从猪见到人时不停的“哼”叫声中听得出它对环境的不满。但不满归不满，终究还要在那样一片恶臭中苟延残喘的活着。而那些鱼彼时完完全全活在自己的粪便之中。它们有嗅觉吗？或者它们也能感知气味吗？我相信它们能，它们对那样的环境是排斥的。但空间有限，它们为了活着而不得不强迫自己呼吸。它们一呼一吸之间，将混合着自己的排泄物的水吸入嘴里，再经过鳃排出，它们的嘴里会有排泄物的残留吗？
我给活下来的四条鱼换水。我把它们捞起来时，发现它们的眼圈泛着细微的血红。它们哭过，每一条。
我决定放生。我拎着盛装那四条鱼的垃圾桶准备出门的时候，遭到同事阻拦。他提醒说，此时正值冬季，松花江虽未结冰封江，但水温终究是很低的。而那几条鱼一直生活在零上二十几度的水温里，怕是无法适应江水的过低温度，搞不好反而让放生变成了杀生。我觉得同事的话似乎有道理。我希望那四条饱受屈辱活下来的鱼能继续活下去，活得长久，活得自由洒脱。我不能拿它们的生命做赌注，这也就意味着我的放生计划又要向后推迟几个月。
是的，下一次一定要完成放生计划。应该能实现吧，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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