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山西的经济发展,比较不均匀,南北差异较大。晋南是农、牧、矿产业兴起最早的地区,也是最发达的地区。而晋北则在很长时期内是少数民族活动的畜牧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早指明了这一点:“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人类需要的生活资料是多种多样的,南北经济的差异使人们需要进行产品的交换,这就产生了山西最早的一条南北交通大干线。
它大致由运城盆地开始,沿汾河地堑北上,经过临汾盆地而至太原盆地,再向北沿着地质时期的汾河故道入忻定盆地,顺阳武河谷过勾注山,进入大同盆地,然后沿御河北达塞外。
大约在西周时,这条大道已通到今霍县一带。公元前842年周历王被国人暴动赶出京城,携带大批财物和仆从,逃到霍县即为一例。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伐姜氏之戎,大败之于千亩(今介休境),也足以说明当时这条大道已达于晋中。春秋时期,可能已经通到太原。到了战国时代,赵灵王胡服骑射和西汉刘邦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时期,它已通到大同以北和内蒙南部。
这条大道不仅是大军往来所经之路,也是少数民族南下牧马经常走的路线。因为在东部的太行山地和西部的吕梁山地由于山岭阻隔,南下北上都是不便的,只有中部的地带,地势低平,便于来往。即使有东北西南向的韩候岭、系舟山、勾注山的阻隔,但正好有汾河及阳武河的河谷可资利用,稍加修筑,即可通行。
如介休以南经灵石至霍县的汾河峡谷区,东为太岳山,西为吕梁山支脉,河身狭窄,两岸峭壁高耸,汾河穿行其间,千回百转,水势较急,行走困难。但古代劳动人民在汉代以前就修筑了栈道,以利通行,近代同蒲铁路和大(同)运(城)高速公路,均以这条线路为蓝本,说明了它的合理性和重要性。
这条大道不仅沟通了晋南晋北的物资交流,并且成为塞外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往来的通道。传说中的尧都平阳(今临汾),就是这条大道经过之地。《列子.仲尼》里说:“尧乃微服,游于康衢。”康衢即四通八达之意。从这里也可看出这条南北大道的重要意义。“康庄大道”的成语,即由此而来。
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尔雅曰:“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如果说光此一条道不够充分的话,那么请看下面的两条辅道。
南越中条山地颠軨坂道。从运城盆地南经平陆过(黄)河到中原地区的道路是著名的颠軨坂道,一称颤陵,又名虞坂。它从北向南,蜿于高耸的中条山中,又通过地势险阻的绝涧,工程相当艰巨。它是河东池盐运往中原的捷径(从这里至黄河下船,过河南转运,都很方便)。就军事上说,它又是南北用兵的要道。《左传》:“冀为不道,入自颠转”,即指此道。
主持这一筑路工程的是商王武丁时的奴隶傅说。《史记·本纪》载:“帝武丁即位……,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地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这段记载颇具迷信色彩,但它至少说明傅说其人是因长于筑路而被请去为相的。
颠軨坂道的路线基本沿中条山中段的圣人润河谷,《水经注》载为沙涧水,“河水又东,沙涧水注之。水北出虞山,东南迳傅岩,历傅说隐室前。傅岩东北十余里即軨坂也,有东西绝涧,左右幽空,穷深地壑,中则航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軨桥也。”春秋时晋侯使荀息假道于虞以伐虢正是经过此路。
越过太行山南段的羊肠坂道太行山中的古道,最早兴起于南段。据近代甲骨文学者的研究,在殷商时代,其势力已顺河西上,或沿丹河、沁河北上,过太行。这是殷人北伐晋中一带方国的路线。西周时,穆王曾到今阳城县西部的泽游览观光。至今阳城县还有许多关于穆王游泽的传说。足见至迟到西周时代,太行山南段地区的陆路交通已相当方便。此后,随着春秋战国时代晋东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工商业来往和诸侯国的争霸进军,出现了一些大道,最著名的为羊肠坂道。
据考,羊肠道有三种说法:
一在今平顺县东南,又名羊肠塞。
一在今壶关县东南,曹操《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何巍巍,羊后扳屈,车轮为之摧”即指此路。
一在今晋城市南,中有天井关之险,实为通往中原的咽喉。刘歆《遂初赋》中有“太行之险峻,入天井之高关”之句,即指此道。唐初成书的《括地志》载:“羊肠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怀州,北口潞州,秦武安君伐韩,取南阳,攻太行道,绝之,即此道”。
战国时期,这里发生过几次大战,如“长平之战”等战争促进了道路的发展。同时,春秋战国时工商业也渐趋发达,这里也成为商旅大道。此后,北方少数民族屡次南下中原,也多取道于此,这就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的交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