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季羡林与张中行被称为“燕园三老”，后来有人将邓云乡（1924-1999）先生也列入，称“燕园四老”。
金克木先生我见过两次，一次是90年代初，尾随北大商金林教授一行去串门子，毫无目的，一睹大教授的风采，“拜佛”而已。我见金先生的第一印象，是没有睹到“丰采”，但领略到比丰采还略胜一筹的“精神”。金先生寓所与季先生比邻：朗润园。他的寓所与季、张两位一样：白墙水泥地，朴而俭，甚而有点“陋”。我们只在客厅里拜会先生，不好意思提出参观他的书房（还不知有否）。客厅较杂乱，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只放杂物的木柜斜戗在墙角，柜上端堆满线装书，柜的壁侧与墙体间拉着一根绳子，上挂着一条边角已破损的毛巾。小折叠椅上还放着围棋盘，一堆棋子散落盘中，不知与哪位高手对阵过。
记得商教授一见先生便介绍我们，说是“刚从季先生家出来，慕名来拜访您的”。金先生笑了笑，伸出大拇指，说“季先生是大学者”，旋伸出小拇指说“我是这个”。那实在是先生自谦，他确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记忆中好像商教授请金先生题签什么的。金先生不知从哪儿翻出一支秃头毛笔（他大概没配备文房四宝吧），向我们亮了亮说：“这是我继承的遗产，我外孙女的！”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那时刚在出版界“出道”，怯场；也知自己“腹中空”，不敢与先生对话，怕万一说出一句不靠谱的话来贻笑大方。我静静地在一侧打量先生：个头不高，不修边幅，一身深蓝色中山装穿在身上不大熨帖，稀疏的白发很有个性地翘在头顶；不过，那宽边眼镜里透出的两只眸子亮而有神，显出干练与精明。因是礼节性拜访，去者又多，打个照面寒暄两句边鞠躬告辞了。先生讲礼数送到楼下，一位朋友还为我俩合了影，都穿的都是土巴拉叽的蓝中山装。几年后，我在访季先生时又便道去了一次，目的是想为先生照张相。天不作美，人不争气。胶卷没被装上去，让金先生白忙一阵。
实在遗憾，金克木先生在学界也是座“山”，我们在他的足下徘徊、仰望，竟没有登览——出他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社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出，自立锅灶，穷得捉襟见肘，那日月只知赚钱、赚钱、赚钱。出琼瑶、出金庸、出纪实文学，绝少心思用在出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积累上。直到90年代初，出版社家底渐厚始有起色。记得当年为季羡林出“自传”时，我想到金克木，奈何，选题没通过。
刚触到新千年的门槛，金先生便作古了。为金先生出书的念想，直到我退休后一年始实现。社里出一套《大家散文文存》，一口气出了二十五部，两个效益均好，名噪出版界。这才把出金先生的书提到议程。社里决定由我选编。我从“南图”搜罗到他的全部散文。先生的散文与花木鱼虫无关，多为学术性随笔。通览一遍，始知有眼不识泰山之憾。先生的学术文化随笔“精鹜八极，神游万仞”。文思倘佯中外，思古接今，涉及哲学、宗教、文学、历史、文化和天文，涵盖社会、自然两大学科。先生每文必道古今，谈天说地，落笔便出入经史，旁征博引，一如天马行空，把学术论文散文化，深文大义通俗化、趣味化。大俗又大雅，曲高和不寡。《倒读历史》出版后反响不俗。
读其文，念其人。金先生是“怪杰”。云其“杰”，大学者也；曰其“怪”，小学生也。金先生只有小学学历，类属“草根学者”。
先生是安徽穷乡僻壤田埂边走出的孩子，十七岁便萍飘到北京当“文丐”，靠啃“报屁股”维生，地道的“煮字疗饥”。当年衣履不周，三餐难继，仍栖身红楼檐下，在北大蹭饭（旁听），晚上无处眠宿，与老乡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用以“金”克“木”的精神，完善、成就了自己。
我在编书时，发现有篇《一点经历》，始知先生做的学问秘诀。18岁那年，他在北大图书馆“打零工”，当临时图书管理员，始有读书之机。某日，见一衣着落拓穿长袍者，持金克木心中大名人致图书馆长手谕，欲借馆藏中某善本、某珍籍。金请示馆中资历长者，长者见那人不是北大的，拒借。那来者索回书单扬长而去。金克木在返还书单时默诵他开列的书名，迅速记下，反复揣摩这一堆不同类别书中的某种关联，不得。复请教馆内资深同仁，顿有所悟。后来先生戏说，他是在“偷”学问。读罢，我觉得金先生也是在给读者上一堂“无言之课”。
2004年末，我在京与金木婴敲定《倒读历史》定稿本时，好奇地问木婴《一点经历》中那位写介绍信的大名人和借书者究竟是谁？金木婴说：“写条子的应该是胡适，借书的是刘文典”。我说：“就是那个与蒋介石斗嘴，疾呼‘大学不是衙门’的刘文典？”金木婴点头。
说来有趣，胡适、刘文典和金克木都是“徽骆驼”。
张昌华
【本文作者张昌华为江苏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近年致力于个人编辑生活的摭拾，相继出版了《我为他们照过相》《他们给我写过信》（海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