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峰
今天我们经常使用并广泛流传的《光州志》有三部:
第一部即顺治十七年光州郡守庄泰弘主持撰修的《光州志》,此版的孤本抗日战争时期流落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从日本内阁文库拍回胶卷本,藏于北京图书馆,1992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影印本,1994年由潢川县志办公室点校再出版;
第二部即乾隆三十五年知州高兆煌总修的《光州志》,1985年由潢川县志办公室据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和潢川县档案馆所藏的三个底本为依据点校出版;据光绪《光州志》序谓:“咸丰五年书板毁于火”,故其书传本今稀矣。
第三部即光绪十二年杨修田撰修的《光州志》,潢川县档案局藏有一部完整的原本。1976年台湾成文出版社曾影印出版,现在市面上的复印本,使用的版本即来自台湾成文出版社。
在大清,还有一部康熙三十一年知州缪发重修编撰的《光州志》,这部《光州志》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实物,据乾隆《光州志》序言,多处都有这样的介绍:“州旧有志,不戒于火”、“旧版毁于火”等。2015年5月15日下午,潢川县浩华集团向潢川县政协文史委捐赠了两本康熙《光州志》残卷。随后,通过潢川县政协的不懈努力,最后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康熙《光州志》的全本,据说很快就要影印出版,以供图书馆及研究者使用,这对家乡的史志工作者以及文史爱好者来说,不啻是一个重要的好消息。这也是让这部罕见的康熙《光州志》得以永续流传下去的最好办法。在目前市场上也可以看到这部康熙《光州志》的复印本,使用的底本是哈佛大学藏本,里面有一些缺页,非全本。
在大清,我们还存在第五部完整的《光州志》,就是乾隆二十七年李訒编撰的《光州志》。此版志书发现是很偶然的,在新浪网,有网友看到我编发的《光州漫忆》后,于2017年4月9日给我留言:“乾隆二十七年还修有一部《光州志》,撰者李訒。现存于上海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其中复旦所藏已经影印出版。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三十七册”。此版《光州志》十二卷,清高鉴、李訒等纂修。淸乾隆二十七年(1762)刻本,十六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使用复旦藏本影印出版。我当时正陪母亲在北京301医院住院,于是利用闲暇时间,去了三次国家图书馆,查阅到此书,并复印了12套带来回潢川,这也算是一个意外收获吧。
此版《光州志》更像一个为8年后正式出版的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准备的稿本。此版本更接近现代的志书:详今薄古。旧志有记载的均“详前志”,或者“旧志未详……今补入”、“前(旧)志无今补入”等。人物记载等更是直接以康熙三十一年《光州志》之后为对接。“详今薄古”在当时或为缺点,或者仅仅只是为编撰乾隆三十五《光州志》的准备本,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版本却为我们今天了解康乾时的光州,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潢川曾经出版过多少地方志呢?据顺治《光州志》记载,宋之前有无志书无考;宋时,有徐自明《浮光图志》三卷、李棣《浮光图志》二十卷,惜其书久佚,仅《宋史·艺文志》载有书目;元时无本地志书,但却记载有“浮光士张君铉所撰《金陵新志》十五卷,首为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存;次述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中为表、志、书、谱、传,所以极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终以摭遗论辩,所以终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至其终。”明时,我们现在可以查到的有三部志书,即明知州张辉《光州志》十卷(见于《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书目记载)、明嘉靖葛臣《光州志略》、明万历陈璋《光州志》。清时的地方志现在能看到和查到资料的即上面所述的:顺治、康熙、乾隆27年、乾隆35年、光绪五部《光州志》。
我们周边数县都保存有明代的志书,独潢川缺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张辉《光州志》,目前仅知张辉弘治间来任郡守,其它皆无考。在明万历版《光州志》旧序中记载有:“得郡守张公辉所修郡志二帙”、“始创于前守张君辉,岁远散逸”。幸运的是,另外两部已经逸失的明志序言被保存在后世的《光州志》中,即喻时为葛臣《光州志略》所作序,陈烨、陈璋为万历版《光州志》所作序。
民国时期,在日本鬼子强加给我们的战火中,亦由王实味父亲王元炳先生几易其稿主撰了一部《潢川县志》,惜随后的改朝换代让这部志书没有能付印出版,以至于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新中国改革开放后,1992年,2009年,我们亦出版了两本《潢川县志》,但在“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着重记述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的志书编撰方针下,这似乎已经沦为一地方领导的政绩、数据之记载了。
如此算来,潢川从宋开始,到现在,一共出版了13种不同的地方志书。目前完整保留的有7部,即:清五部,新中国两部;保留有残本的是民国《潢川县志》;明《光州志略》、《光州志》保留下三篇序言。其他的都是仅存书名了。在1994年由潢川县志办公室点校出版的顺治《光州志》“点校重印后记”中,记载有:“光州修志始于宋,迄清末共修14次。但宋志、明志均毁于战火”,我咨询了史志办朋友,这“迄清末共修14次”是怎么计算的,据他们介绍,这是按宋两部、明六部、清六部计算的。这个里面明有三部我未见任何记录,清六部据说是:顺治、康熙二朝各修一次,乾隆、光绪二朝各修二次(一种曰光绪《光州乡土志》),乾隆的二部有幸是完整的,光绪《光州乡土志》现在亦存世,但是仅应算薄薄的一本地方介绍吧。不管怎么说,这里也记录一下,有这宋、明、清12部志书“一说”的。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光州志书“影子”,即喻时为明嘉靖葛臣《光州志略》所作序言。葛臣字子良,固始县举人,时任光州通判,他热衷于修志,除纂此州志外,又编纂嘉靖《固始县志》,此志书流传至今。这位葛臣并非只修过这两部志书,嘉靖二十六(1547)年,葛臣在山东高苑任知县时,主持编修了第一部《高苑县志》。葛臣在高苑辩冤案,建书院,修城墙,建水关,在当地留下了很好的政声。
在此,不能不提一句和本文无关的题外话了,这也是最近我们正在做的,对陈元光籍贯的正本清源。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葛臣的这部《光州志略》中是不是有陈元光的记载,但是他主撰的嘉靖《固始县志》对陈元光肯定是无一字记载的,并且嘉靖《固始县志》卷七《人物志·隐逸》篇所列三次“固始衣冠南渡”中,并无唐初陈政、陈元光南渡之事,更是直接从根本上否定了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说。
再说喻时(1506-1570),明光州人,字中甫,号吴皋。据乾隆《光州志》记载:“早孤嗜学,嘉靖戊戌举进士。初令吴江,能除蠹弊,政清民和。擢御史,历按山西、四川,风裁凛凛。迁应天府丞、南京太仆卿,转都御史、巡抚真定,改提督,操江晋副都御史,总理漕运。擒大盗,奏减故部税额,以活饥民。寻总督三边,古囊入寇,合三镇兵击破之。赐金綺,入为兵部右侍郎。时为学以躬行实践为主,尝用朱墨笔分识善恶,以自省察,至老不替。故立身端严,在官在家,皆推为一时典型云。(节旧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亦介绍他:“严崇入阁,时疏劾之,帝不听。官至南京兵部侍郎。”喻时《光州志略》序:
“《光州志略》者,别驾葛君为光之志者也。曰《志略》者何?别驾君逊挹于志,而仍有待焉者也。
“夫太素流形,至元无象,何志乎光焉?盖古者封建国,各有史以纪事,封建罢而郡而县,各有图志以述迹,此《周官》诏观事有志,诏地事有图之通撰也。至其瓜分豆剖,时异势殊,险要隆平,登耗治忽,废置割隶之递,移官、若士、若民、若妇女、若仙释、若工技,淑诡之互变,非书以志之,而无能示来矣。故曰旧齐旧鲁,鞠为茂草;全赵全魏,豺狼所嗥。此铁炉步之所以兴嗟,而蓬莱陵陆之所以飏言也。
“矧我光翼、轸分野,在春秋为弦、黄、蒋三国。唐置光州,宋鄂王相度修城,知州梁季泌筑焉,我明知州李镗成焉。分南与北,中贯潢河,北枕汝颍,东护淮凤,南带齐安,西接申唐,盖河洛之奥区,战守之要壤,而不可无考者也。故传有志矣,偶俗者舛伪焉,取简者漏逸焉。踵谬而袭难者,浮诞以委顿焉,夫奚以志为。别驾君搏华鸿宝,洞洽元津,蹑神理之珍轨,袭茂艺之绮林,薄仕腾芬,喧烦蚤避,悬舆于固陵,而猎精乎竹素,宏览列圣之经,旁搜匿世之籍,慨然而为志也。
“挈纲则志图纪,缉政则志官守,辩土则志堪舆,翊教则志选举,宏化则志古迹,隆本则志物产,尚勋则志宦业,崇典则志建制,厘隐则志赋役,征用则志人材,明献则志艺文,录异则志杂错,夫如此故备矣……
“别驾君名臣,字某,号寝野,世为光州人。志成,属余言弁诸首,故不可以辞。”
陈元光三十六世孙,明万历丙子,知光州事、闽龙溪肖厓陈烨,为明万历陈璋《光州志》作序。此版《光州志》早已遗矢,仅留下旧志序等一些文章被收录在后世续编的《光州志》中。陈烨的序被收录在顺治《光州志》中,即《光州志旧序》,乾隆《光州志》亦将其收录在《附余卷之四》中,名《光州旧志》序:
“尝读《禹贡》、《周职方》,见其则壤户赋,纤悉具载。因有感曰:‘古圣人所以经理天下者,其记载之详如此,凡以因其俗,修其政,俾嗣后者有所据也。’
“今世郡国州邑皆有志,实昉《禹贡》、《职方》之遗,仕于其国者,不考其国之典章载乘,是犹承家者,不知前人之记籍也可乎。
“甲戌岁,烨承乏光州。光为汝南巨州,属邑四,壤赋文物,甲于中土,其记载可考而知也。乃即诸文献家索焉。得郡守张公辉所修郡志二帙,询诸众谋刻之。佥曰:‘此略而未备也。’越明年,复得固始故先生葛公臣所纂《志略》,或谓其太多而难集。乃与郡倅何君惟清、郡幕王君一龙、郎君燮、郡博彭君学曾、苏君万邦、续君大本,敦请乡达豫南陈公,拟定其体裁,总核其名实,及举人刘黄裳,贡士陈明治、陈一夔,庠生箫养晦、杨枢、贺遐龄同集于公署,编次校正。凡纲有十,目五十,其事核,其文备,遂得繁简之中,而续几坠之志焉。志成将付诸梓,烨窃有言焉。夫志者,志也。郡国州邑之有志者,随其郡国州邑之山川、风俗、田赋、户口、人物、守令之贤而志之者也。田赋户口,时有增耗,民风土俗,代有升降。而志之修也,后先异词,繁简不一,若守令之有循良,士民之有忠孝节义,与所在山川,因其不泯者,虽时移势改,志固不得而湮灭之也。
“今观兹志,搜辑精详,笔削严正,美刺形而劝戒寓,可谓三善备而一词不能赞也。至于乡贤良牧,辨别昭烺,其政绩行谊,彪炳载籍,将使后之莅斯土者,睹名宦有志,必油然而尽爱养之道,以无虐于其民。生兹土者,睹乡贤有志,必瞿然而兴景行之思,以无愧于其乡,移风易俗,蓄众阜民之机端寓是矣。使徙即其所在山川、风俗、户口、人物、守令而志之,是亦舆地图、丁粮册、题名记而。何取于志,又何取于志之修哉。
“烨之先世元光,光人也,唐时随父政领兵戍闽,因家焉。今来守是邦,则视邦之士夫子弟,皆其乡人也,敢敬与在位执事及乡先生子弟共勖诸。时万历四年岁次丙子阳月。”
明万历陈璋《光州志》亦留下陈璋自序。乾隆《光州志》亦将其收录在《附余卷之四》中,名《州旧志序》:
“尝闻图书出而法象昭,史学兴而?刺作。志,史外备典也……
“吾光,故弦子都也。山川莹秀,民物瑰奇。明初光宅华夏,隶于南土,为天中上游,德教渗漉偭五方尤速。然志文蠹蚀,礼学亡征,识者伤焉!始创于前守张君辉,岁远散逸,继余同年友葛君臣仅存志略……”
通观陈烨、陈璋为明万历《光州志》所写序言:“得郡守张公辉所修郡志二帙”、“始创于前守张君辉,岁远散逸”,可以确定在葛臣《光州志略》、陈璋《光州志》前,一定存在着张辉的《光州志》。同时也可以确定,葛臣《光州志略》与陈璋《光州志》可以说是同一时代的,因为陈璋说:“余同年友葛君臣”。从这序言里也可以看出,地方志书的修订,都是在前志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延续,而非凭空造车。
考察明清二代盛世时对志书的修订,我就不能不感慨现在仅剩下残本复印件、民国年间修订的那部《潢川县志》了:“如果说还有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那一定就是民国年间潢川对志书的修订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感慨?因为那时候我们潢川正处于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那场战争之中。现在对这部志书可以说了解不多,这部志书残本所剩也是极其有限。但是,该志的五篇志序却完整的保留下来。当我看着手中的残本,激动之情是我的语言无以尽言的。
稍微了解一些历史的就知道,1938年开始,潢川作为武汉会战的北线战场,这儿有过激烈的战斗。那是潢川近代史上最英勇,最辉煌,最值得记录的英雄岁月。1938年9月日军攻击潢川时,曾使用毒剂弹、筒上千枚,毒云覆盖潢川。潢川虽然城市有过短暂的被占据,但它一直在我们军队的手里。抗日战争中,河南省有九十多个县沦陷,并建立了伪政权,但潢川没有!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豫南日报》文章《道潢人疾苦》介绍道:“在八年抗战中服役纳粮,吾豫当为全国各省冠,九区为全豫冠,潢川又为九区冠。”这是潢川人民牺牲自我,默默地给予中国八年抗战最重要的后勤支援。
通读该志五篇志序可知,该《潢川县志》由王实味的父亲王元炳主撰。第一次议修于郭敬岱任县长时,数月后因无经费而罢;第二次修订于晏勋甫任县长时,并且晏自任主撰,由王元炳副撰,因七七事变,于1938年3月停止。三撰于因拆毁潢川城墙而留名历史的李庚白任县长时。王元炳主撰,自1940年3月开始至1942年2月完成,历时24个月。当时在潢川领导抗战的是国军将领梅达夫,王元炳序中说:“梅专员达夫与罗县长详符咸以修志为居官要义”。1942年潢川县长罗详符、河南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梅达夫分别为该志写序。然而,该志书终因抗战“以财政困难,未付剞刻者又数载”。抗战结束,又续修订其中变化部分,1946年12月主撰王元炳为此志留下序言,1948年内战激烈,潢川即将解放前夕,潢川县长钱祖图,杨垂业依然在分别写序!惜终因战火纷飞,改朝换代,该志最终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民国三十一年仲春,潢川县县长罗详符《序》:“淮水发于桐柏山,环山纡谷东流五百里而会于潢水。其地土沃而物阜,民秀俗淳,夙有州治曰光。民国改州为县遂易今名。二十九年春,余奉命整理豫南财政……”
民国三十一年仲秋,河南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梅达夫《潢川县志序》:“光州旧为郡制,自民国改州为县,而潢川之名以始。余于二十八年春,奉命督察九区,驻节斯邑。见其山水之清幽,形胜之壮丽,枕大别而控浮弋,襟淮汝而带史曲,东临吴越,南屏江汉,北通陈蔡,西达宛洛,潢川固九区之都,会八属之首领也。地扼豫南要塞,据淮水上游,为历史军事势所必争之地,而民物之殷阜,人文之胜达,尤为中州冠。每于薄书余暇,索取旧志阅之,始知光州志自光绪十二年重修迄今五十余年矣。民国改县以来,屡经议修,旋修旋辍,迨二十九年春,奉省令调取新志,当督同李令庚白筹款设署,选聘名宿任撰修事,罗令详符继之。迄三十一年二月而全编告成……”读着梅达夫的序言,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介武夫,一位外来的将领,可以给潢川这么高这么好的评价,更何况,他当时看到的是,刚刚被日本人飞机大炮毒气弹凌略过的潢川!作为我们,除了努力,还可以推托什么呢?